在該案中為老師作證的學生走向法庭。
據德國《時代報》報道，發生在德國卡爾斯特的一起學生狀告老師案，近日在德國社會引發廣泛關注。在不少中國人看來，學生起訴的起因簡直有些“無厘頭”：老師拖堂了，沒寫完作業者不許下課。
8月底，德國諾意斯地方法院對這一學生狀告老師“限制人身自由”的案件做出判決，認定教師存在過失。該教師將接受繼續教育，否則將被處以1000歐元罰款。
老師拖堂犯了什么法
去年4月，下萊茵河地區小城卡爾斯特一名50歲的音樂課教師，因6年級學生在課堂上太鬧，將帕格尼尼音樂欣賞課改為讓學生抄寫音樂家生平。
下課前，老師搬了個凳子坐在教室門口，規定只有抄完的同學才能離開教室。一名學生未按要求排隊，擠到門口要求出門。在此過程中，老師與學生發生推搡，另一名學生用手機報警。
隨后，老師以“限制人身自由”和“人身傷害”罪被檢察機關起訴。報案的男生聲稱，老師當時“情緒激動，并用教鞭敲打課桌”，即使像他那樣已經完成抄寫的學生，也無法走出教室。他在法庭上作證說，要求出教室的同學在和老師推搡時，腹部受到老師的“重擊”。
檢察機關認為，由于學生不遵守課堂紀律而將教學內容改為抄寫，屬于“罰抄”。根據德國教育法，懲罰性教學措施屬于違法行為;下課后拖堂，并阻攔學生走出教室，觸犯了“限制他人人身自由”的法律。
德國學校教育的原則是以“教育”為主。當地所屬的北威州《學校法》規定，達到“教育”目的的方式有警告、小組談話、寫信給家長，以及取消學生上課的資格、在老師監督下補課等，并且一定要提前通知家長。顯然這位教師的做法超出了界限。
今年8月初，該案在諾意斯地方法院開庭。對于上述指控，這位老師在法庭上稱，當天的教學內容是小提琴演奏家帕格尼尼，將音樂欣賞改成抄寫音樂家生平，只是“將教學內容以文字形式進行，并非罰抄”。
下課時，他讓學生排隊，檢查作業后才能走出教室，確實“花了幾分鐘”，但所有完成抄寫的學生都被放行，他并沒有限制學生人身自由。他同時指出，報警的男生當天值日，本該留下，并不是完成抄寫還被強留。辯方律師稱，不讓學生在下課時蜂擁而出，實際上是履行了老師的監護義務。
該校校長也于庭審當日出庭作證。警察局接到報案后，迅速致電學校校長，校長在警察到來前趕到教室，但看到的一切并不如報案者所說“音樂教室有學生被打”。教室里很平靜，學生們已經基本離開，“一切與平時沒有兩樣”。
法官在法庭上對教師這個職業表示理解：“面對一群鬧騰的學生，老師能怎么辦？”法庭最終裁決，鑒于這位教師有擋在教室門口的行為，事實上限制了學生的人身自由。由于“被打”學生在法庭上作證，老師并非故意打人，因此“人身傷害”并不成立。
聽到判決后，該教師松了口氣。對于因限制學生人身自由被判罰接受繼續教育，他認為具有建設性，但他對該判決保留意見。
在德國當老師得小心翼翼
據德國《時代周報》報道，在德國教育史上，教師被起訴的案例并不多見。德國是個由“規則”掌控的國家，法律法規無所不包，細如牛毛。對法律法規難以界定的問題，大部分教師都會“繞著走”。
在德國，教師屬于公務員，收入不錯，工作穩定，未犯嚴重錯誤者不能被隨意解雇。每天面對尚在成長中的“熊孩子”，難免有時會血壓飆升。即使這樣，教師們還是強壓心頭火，對學生溫柔以待。畢竟，和“別人家的孩子”相比，自己的飯碗更重要。
再者，德國各種保護組織眾多，學生保護組織、青少年保護組織等不一而足。為了不得罪各個“山頭”，不被學生投訴，教師們只能小心翼翼。
去年，德國學生達蘭·薩姆(Dallan Sam)和費蘭多·羅德(Fernando Rode)通過臉譜網，向學生征集學生權利保護方面的問題，瞬間得到數千網友回應。他們將得到的問題分類整理，篩選出最重要的，向專業人士求助。
據德國《每日鏡報》報道，漢諾威律師、學生權利問題專家沃爾夫·塔內登(Rolf Tarneden)“經過短暫考慮，決定回答這些問題”。3人將這些一問一答的內容編輯成冊，在網上發布，不想迅速爆紅，很快推出第二版。
目前，該書已由烏爾斯泰因(Ulltein)出版社出版，書名為“老師們不能干什么”。書中選取了最具代表性的50個問題，告訴學生老師的哪些行為是觸犯學生權利、或不被允許的，并附以相應的法律條文。
老師和學生，誰是弱勢群體？
根據該書，老師沒有充分理由不得拖堂，除非學生違反學生守則，比如在課堂上玩手機導致作業沒有完成，才能留堂補做作業;不能因為同學間打架而留堂，因為這樣的留堂已經變成懲罰。
要求學生把一個句子抄100遍之類的做法，在德國也是不被允許的，老師會因此受罰，因為教育措施必須“對學生的行為糾正具有積極影響”。
德國法律嚴格保護學生的心理健康，禁止老師侮辱學生，或因言行不適對學生造成心理傷害。即使學生讓老師氣得抓狂，老師也不能出語相傷。如果被學生狀告侮辱，老師將面臨罰款甚至1年監禁，嚴重者可能斷送職業生涯。
如此種種，四處是雷。
《每日鏡報》稱，42歲的塔內登是4個學齡孩子的父親。當初答應兩名學生回答以上問題時，他曾考慮用化名，因為他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因此在學校受到冷遇。
當然，他寫此書的目的并不是“想與老師們為敵”。畢竟，老師作為成年人，在“對付”學生上會更有辦法，也具備更多的法律知識。他只想給學生們提供更多法律上的“制衡武器”，讓他們能夠保護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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