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4歲《重修順濟橋記》石碑 見證泉臺郊商赤子心

近日，市民捐贈的一方204歲的《重修順濟橋記》石碑，引發廣泛關注。記者深入探訪發現，不僅碑文記載的捐資前三名出自三個著名鹿港郊商家族，其余捐資人及商號也多與臺灣海上貿易淵源深厚。整塊碑記，堪稱清代泉臺郊商群體的一次慈善“大集結”。

據悉，鹿港是臺灣南部的一個地方，有的文獻稱為“鹿仔港”。清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，蚶江被指定為與鹿港對渡的口岸，泉州府下屬的晉江、南安、惠安、同安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各縣，對臺貿易均經蚶江出入。“郊”在閩臺兩地民間指商行，設在泉州、經營臺灣鹿港生意的就叫做“鹿港郊”。反之，設在鹿港，與蚶江、永寧、深滬、崇武等地貿易的稱為“泉郊”，在清嘉慶二十一年（1816）前，臺灣鹿港已設有泉郊金長順等八郊，其中泉郊所屬商號最盛達約200家。

多位長期關注郊商文化的專家學者認為，《重修順濟橋記》石碑的回歸，為市民們了解泉州世遺文化和行郊文化，還原泉臺海上貿易歷史提供了重要實物。 

黃清和為了族人的教育建了座學堂，專供族人學習用，族人們幾年前籌資翻修了古厝。

赤子楷模 “慈善三人組”的桑梓情

《重修順濟橋記》石碑鐫刻著順濟橋修繕的捐資情況，捐資數額前二名分別是林文猷250銀圓、黃清和150銀圓。

林文猷系著名鹿港郊商林振嵩之五子，家族經營的日茂行盛極一時，至今在鹿港保留著商行舊址。

黃清和是泉州府晉江縣龜湖鋪錦（今石獅鋪錦村）人。黃姓家族自清康熙年間起，開始從事泉臺兩地貿易和航運。族人大都聚居在彰化縣鹿港，在鹿港泉州街建立了“鋪錦巷”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研究員胡曉偉梳理相關碑刻、譜諜、題刻及文獻材料發現，鋪錦黃氏家族相繼出現黃汝濤、黃樹珍、黃宏度、黃景辰等著名郊商，在泉臺商貿史上占據一席之地。

家道殷實的黃清和深具桑梓情懷，熱心公益與文化教育。除了順濟橋碑記，有碑刻、文獻記載的黃清和義舉還有：嘉慶五年（1800），與多人并力捐資，用五年時間修復好“傾崎塌陷嚴重”的石筍橋；嘉慶十年（1805）、十五年（1810），分別助修泉州府督學試院、泉州府郡學；嘉慶十年、二十一年（1816），捐資修清源山蛻巖；道光癸未年（1823）捐資修筑“小云關”亭等。

1819年的順濟橋修繕，發起人之一是王日曜，捐資50銀圓，數額也是較多的。在同時期的修路架橋、文化古跡修繕中，他與黃清和、林文猷經常同心協力，堪稱“慈善三人組”。據記載，王日曜是龍塘人，今石獅寶蓋鎮塘邊村人。當時，該村有很多人到臺灣做生意。

商號傳家 “周益興”三代人反哺接力

在捐資榜上并列第三（各捐100銀圓）的陳鴻謨、同安石煥章、郭友香及商號“周益興”，同樣彰顯郊商力量。其中，“周益興”的故事十分厚重。

晉江博物館文博館員粘良圖先生曾考證后認為，清乾隆至道光年間，周姓“周益興號”在對臺貿易中發展成為晉江東石鎮的首富。周姓家譜《五福堂譜》記載：周姓十三世周佐昌（1730—1808）年輕時就上船做水手，“以舸艦為生，竭力經營……險阻艱難備嘗者三十余年”。周佐昌生有五子：仕泰、仕榮、遜仁、仕鼎、仕豐。長子仕泰（1758—1823）自小就上船做父親的幫手，“胼手胼足，勞力風霜”。清乾隆中期，泉臺貿易迎來興盛期，見多識廣的周仕泰帶幾個兄弟投入商貿。經過多年努力之后，周家發展成一個擁有100余艘貨船的大商行。

周家全盛時期，不遺余力地反哺鄉土。在泉州城市南部，除捐資修建順濟橋，“周益興號”還捐修富美宮。在晉江，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周仕泰捐造安海至東石間的東橋共176坎。道光十四年，福州水災大饑，周仕鼎自臺灣“運糧米數萬石到省垣平糶，賑濟全活無數”；第二年又往浙江購米到泉州平糶賑災，捐修福州試院、文廟和寺觀禪院等。

《重修順濟橋記》石碑上，來自“錦江”（今石獅蚶江錦江村）的郊商云集，分別有：紀萬吉、紀萬興、紀長益等等。從中依稀可見，愛拼敢贏的閩南人當年集家族、地域或行業之力，抱團跨越重洋，將祖國大陸與臺灣地區連成龐大的貿易網絡，疏通有無，富裕民生，本身也獲利頗豐。其中的紀萬吉，在錦江村尤為出名。清道光年間，萬吉行郊經營蚶江、鹿港、泉州三地漁、運、商，單運輸船只百艘。如今，村里還遺存當年行郊主紀隆草興建的“風水塔”構件和膾炙人口的“紀草頭拾金不昧”的傳說。

無言鐵證 石碑訴說閩臺命運共同體

一塊204歲的碑記，帶出一愛國愛鄉的郊商群體，間接見證一段繁榮的泉臺貿易歷史，這讓精心助力《重修順濟橋記》石碑回歸的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倍感欣喜。

記者查閱資料發現，臺灣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劉序楓副研究員2004年5月來石獅考察時介紹，他們于1993年前往臺灣鹿港開展田野調查，發現一宗與鹿港許志湖家族有關的文書共90余件，這讓塵封已久的“蚶江鹿港對渡”往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。這些寶貴資料，現部分保存在中國閩臺緣博物館。

當年郊商們經營什么商品？《清實錄》《宮中檔雍正朝乾隆朝奏折》等史料記錄完整：福建地狹人稠，素有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之說，糧食常常無法自給。而清初臺灣地廣人稀，土地肥沃，農業興盛。清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，清廷增開蚶江與鹿港對渡，使蚶江通臺灣有鹿港、八里岔、五虎門三條航線，幾乎都是運米的。據道光《廈門志》記載，當時臺灣、鳳山、嘉義、漳化四縣的“兵谷”都撥運到蚶江。

對泉州而言，臺灣米谷源源不絕地供給，大大緩解了閩南地區糧食緊缺的困境，時人有言“若臺粟三五日不至而漳、泉米價即行騰貴”，“臺米一至，價必漸落”。郊商們將臺灣的米和糖販運泉州，再把日用品運到臺灣。

順濟橋所在的泉州城市南部，早在宋元時期，因為發達的海洋貿易，已成為商舶貨物云集的繁華區域。到了清朝，已經600歲的順濟橋依然是城市水陸交通轉運的重要節點。臺灣來的農產品在泉州城南批發、銷售，通過順濟橋分發到晉江南岸等地，而泉州各地的碗、茶葉、香等手工品，從順濟橋等進入城南，通過水運銷往臺灣等地。石獅市博物館館長李國宏因此認為，在順濟橋這個重要交通節點出現險情時，郊商們“旋壞旋修”，遇大修繕時，廣泛動員捐資。

清代嘉慶、道光時期，在郊行與郊商的共同推動下，泉臺貿易達到鼎盛。兩岸頻繁的經貿往來，促進了臺灣社會的持續繁榮。與蚶江對渡的鹿港一時郊行林立，商賈云集。《彰化縣志》描寫當時的鹿港“街衢縱橫皆有，大街長三里許，泉、廈郊居多，舟車輻輳，百貨充盈”，被稱為“小泉州”。

如今，中國閩臺緣博物館收藏的一口鐵鐘，銘文寫著當年鹿港郊46家商號名。蚶江蓮西屹立的《重修七星橋碑》也記載兩岸捐資者的行郊商號與個人姓名。福建師范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趙璟珩認為，“兩岸郊商文化，無疑有過凝重而又輝煌的一頁，了解幾百年來行郊的故事，更能體會閩臺關系的源遠流長。”胡曉偉表示，204歲的《重修順濟橋記》石碑，因其鐫刻的百個捐資郊商、商號及士紳信息，無疑是泉州與臺灣有密切經濟聯系史實的重要文物實證。（泉州晚報融媒體記者 陳淑華 黃墩良 文/圖）